文学苏军新观察 | 傅元峰:新诗地方诗学的省际视野

来源:文艺报 (2022-04-25 09:12) 5968985

  从民国诗歌到共和国诗歌,江苏诗坛的文学地理伴随文学制度的变动,也在迅速的嬗变之中。江南文化气候在作为文化精英的诗人诗作中的显现,仍然是和旧诗模糊的地理边界相呼应,诗人们的故土属性真正显示为“江苏意识”的极少。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诗人们开始从国族的笼统归属和东西南北的方位归属,逐渐在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中变换为居住地的省市行政区划归属。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普遍化特质也决定了江苏诗歌的地域化特征难以深潜到地域文化性格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在省际行政区划的范畴内圈定的诗歌地理,亦难以呈现出地方性。直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商品化大潮的冲击,诗歌隐匿在时代物质主义的潮流之下,诗人群落在民间改写了主流化的聚集方式,相应的文化空间也逐渐带有亚文化气息。这种地方风格的积聚在21世纪变得更加明显。

  江苏诗歌作为共和国新诗发展的文化地理单元,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和美学的多样化体现与共和国文学的整体状貌有颇多应和之处。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上世纪50-60年代的共和国颂歌、人民颂歌和新生活颂歌的写作期,60-70年代的低迷与沉寂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复兴期,以及80-90年代的繁荣期和21世纪20年来江苏诗歌地方性的逐渐成型。江苏诗歌在四个阶段的发展中,逐渐实现了诗歌地域特色的复归和诗人个性的彰显。

  1949年到1966年,江苏诗人们与其他诗人一样,加入了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比较活跃的诗人有臧云远、赵瑞蕻、沙白、忆明珠、孙友田、黄东成等。诗人们热情洋溢地展现自己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颂,用洪亮的合唱将个人的声音纳入到了集体的合声中。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伴随社会动荡,江苏诗歌出现了一个低潮期,诗人们几乎停止了歌喉。在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推崇并培育社会主义大合唱的全民诗情,并形成一股洪流,整合了来自不同区域文化生态的诗人,对文坛进行了深刻再造。江苏诗坛也汇入了这股洪流之中。对闻捷、路翎、高加索、化铁、章品镇、王若渊、丁芒、鲍明路、臧云远、赵瑞蕻、沙白、忆明珠、孙友田等诗人诗作形成的江苏诗歌版图进行解读,可以看到以萌生于延安的红色诗情为主流,江苏诗歌毫无例外,也加入了这场宏大的颂歌合唱。闻捷诗歌的红色血统使他能快速汇入时代,成为诗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良好范本。《天山牧歌》的讴歌劳作是以西域为背景的,但在语言风格和审美气质上,显现出江南的和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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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其他“江苏诗人”亦如闻捷一样,在大众化抒情的整体趋势中,为一种热烈而趋同的集体生活歌唱,“个体”的存在主要显现为诗歌中携带的浅层的地域特色。与闻捷相比,带有“七月”诗学背景的江苏诗人化铁,则显示出某种同样为时代所欢迎的阳刚之气。化铁诗歌在上世纪50年代的存在引人注目,带有最大程度的个性化语言的闪现,诗行在同时代诗人中卓尔不群,为江苏诗歌保留了诗美的火种。这种语言倾向深植在很多知名诗人终生的创作中,即使在后来“新归来诗人”的写作中,也能看到“众口一词”的公共语习惯已经成为这一代诗人难以摆脱的话语命运。江苏诗歌在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战歌和颂歌的时代,作出了自身不可或缺的贡献,这也预示个性化语言和抒情美学人格恢复的道路同样漫长而艰巨。

  抒情主体的颂歌人格长期成为江苏诗坛的显著特征,也是江苏地方性难以成型、诗人聚落不具有自发契机的主因。直到1978年底,诗人们的创作热情才再一次被唤醒,焕发出歌唱新时代的昂扬意气。江苏诗歌在新时期的繁荣,配合了这一文学复苏的潮流,赵恺、王辽生、朱红曾获1979-1980全国优秀新诗奖,他们成为江苏诗歌首批“归来的诗人”;受知青诗歌和朦胧诗潮的影响,一批年轻诗人也在崛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江苏诗歌,风格延续政治抒情诗和朦胧诗的格调,为80年代中后期江苏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80年代校园诗歌的兴盛,一大批校园诗人引领了江苏诗歌的主流,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先锋姿态。其中,包括中学生在内的校园诗人,为江苏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0世纪后半叶,江苏新诗的地域个性经历了由共性的集体呈现到个性的逐渐显现的转变。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他们”诗派,成为江苏诗歌一个真正的同人群体,其在实质上长达40多年的存在,对江苏诗歌(乃至整个江苏文学)意义重大。1985年,于坚、韩东、小海、丁当等诗人创办了《他们》诗刊。1995年《他们》出版第9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围绕诗刊的创办,形成了以南京诗人为主体的“他们”文学群落,拢聚的诗人和作家、艺术家有吕德安、普珉、于小韦、朱文、吴晨骏、陆忆敏、杨克、刘立杆、杜马兰、朱庆和、李樯、顾前、曹寇、毛焰等人。该诗歌群落作为一个特殊的民间文学社区,涌现出较多优秀作家、诗人,对江苏文学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1989年春,车前子、周亚平、黄梵、一村、周俊、朱君等人组建“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创办诗歌刊物《原样》,引起了较大影响。

  韩东是上世纪80年代后率先进行文学话语革新并获得成功的诗人之一。这表明文学已经初步具有了对“文革”美学损伤的自我疗养能力,但这并不是文化的反叛,而是语言的反叛。韩东是较早有意识地把诗歌拉回平民社会的诗人。他一直寻找口语与艺术、平民生活与深刻潜质的契合点。长达30年的话语束缚,使作家很少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而类似韩东诗歌中抒情主体的解放能够最终引起诗语的新生。抒情者形象是低调的、沉默的,对于高亢的语调和感叹词都非常排斥。韩东希望触及汉语的诗语本质,恢复真正属于汉语的表意功能或诗歌功能。他以崭新的不同于外倾的抒情方式,沉默、隐忍、喜怒不形于色,专注抵达细节,建立与世界的新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的“断裂”事件将江苏诗人作家对文学语言的探询引向深入。由此可以看到一种较为新颖的诗语,抒情姿态和风格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预示了江苏诗歌在21世纪的多元发展。2016年,何言宏、张维联合发起了对江南诗人的诗学命名——“江南七子”,对陈先发(安徽诗人)、胡弦、潘维、庞培、杨键(安徽诗人)、叶辉、张维等七位诗人进行了地方性诗学的探讨。这是一次由民间文化人士和上海高校研究者联合部分诗人促成的对江南诗歌地方性美学的提取,似乎提示在文学个性化的积累中,新诗的地域性格先于其他文体有了形成的可能。叶辉、胡弦、庞培等诗人的语言版图已经成为地方性的建构主体,对江苏省的审美精神形成反哺。这些探讨“江南美学”的新诗行动,在由车前子、黑陶、育邦、李德武、苏野、臧北、王学芯、李樯、陈虞、苏省、张羊羊、丁可、丁捷、成秀虎、麦豆等诗人构成的江南线索上,重绘了江苏文学的文学地图。策展人朱朱以其优异的语言天赋和艺术感悟力,在年轻一代诗人和艺术家中示范了新诗诗语的优雅潜质。孙冬、少况、高兴等诗人参与的“新九叶诗人”的抟造令人瞩目,再度提示人们翻译作为地方性诗学的救赎之源。沙克等人发起的对“新归来诗人”的诗学观察,对更多长久保持诗心的诗人投以注目礼。在江苏高校体系内,学者诗人们的诗学交流日趋密集,茱萸、李章斌、李海鹏、马永波、王珂、戴潍娜、义海等也将江苏塑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诗诗学中心。当然,苏北、淮扬等地的诗人,也于新的心境中唤醒了自身对日常的眷恋,汉语语义在苏宁、王往、曹利民、张作梗等诗人身上有新的个体生发,也很难不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的诗歌态度,他们皆是一个在不断延伸中的江苏诗歌地图的令人心动的局部。